摄摄影技术发明于19世纪初，差不多两个世纪的发展，到年代，西方世界才开始涌现出如下的潮流：摄影作品在各种艺术展（节）、画廊和刊物的不断曝光下，摄影专业在各种院系的建立，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等等，诸如此类多方力量共同作用下，摄影的实践、传播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使用领域，逐渐步入了文化和艺术的殿堂。
这般发展的摄影，最大的改变是使得摄影不再如罗兰·巴特在《明室》中作为证据的工具，不再是止于镜头前的必然的真实，如果他在现在看到手机里的照片，比如抖音里的特效让照片里的人灵活的转动起里眼珠，不知道他是否还会首先感慨这是一双看见过拿破仑的眼睛。“具社会研究目的的纪实摄影照片，有关人与环境，严肃的报道摄影和历史性记录与调查，应该是为后代子孙保存的。”（《纪实摄影》阿瑟·罗思坦，广西师大学出版社，p），正如文字在发明之初，多为金石所作，想必也有防止修改、保存给后代子孙的目的。但是现在谁还敢轻易相信任意文字记录的“真实”呢？
摄影被长久定位的实用性，或者说是讨论了多年的摄影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天生的“文献”价值（前面提到的《纪实摄影》一书的名称，documentaryphotography可能更适合翻译为文献摄影）。摄影作为工业社会的象征之一，直接参与了记录和服务这个社会，并为自身提供了价值的过程，但是在进入了基于数字网络时代的新背景后，摄影受到了新技术发展的冲击，不只是对其所具备的“文献”价值的质疑，摄影技术随着拍摄器材的发展不断进行的更新，摄影中所包含的哲学也在不同的参与者的论证中发展变化，约翰·伯格感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曾经出现这么集中的影像、这么密集的视觉信息，他不会想到在最近十年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图像进一步的成为了构建文化感知和回忆以及人类自我认同的重要部分。
当作为证据的工具的摄影进入了当代摄影的领域，就像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的发展，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也经历了一段观念上的接受的过程。在《作为当代艺术的照片》一书中，作者夏洛克科顿将当代艺术摄影划分为了八大类型，有设计策略、行为和事件的，有利用艺术摄影讲故事的，有讨论各种议题的，包括审美、情感或者围绕知识再生产的，也有关于摄影的物理性和材料性的研究的，艺术家作为创作的主体一直在被反复谈论。但是唯一没有讨论的又不可或缺的，是摄影这个行为中最必要的工具——摄影器材。
“在摄影出现前，人类总觉得自己对几乎所有领域都具有控制力和创造力。手工艺人和艺术家都要为他们的计划负责，就像对在绘画、雕刻和写作中所用的方法负责一样。……照片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它改变了传统文化的整个系统。这主要得益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摄影师的动机只能在其他动机之后发生，即发生在技师、自然光线和由结构、行为者决定的视界之后。”（《摄影哲学》亨利·范·利耶，中国摄影出版社，p79）
如果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没有35mm的徕卡，还会不会有“决定性瞬间”？埃德温·兰德没有发明宝利来，安迪·沃霍尔的摄影作品会不会少了些许精彩。照片曾经成像的过程类似于“炼金术”，特殊的光学和化学手段被用来组织各种经验和欲望，以复制现实为目的再造了新的现实——各种媒介为载体的影像。当这些真实不过是纸片一样的东西，现在甚至只是存储在存储介质里然后显示在屏幕上的可怜的几个数字，作为曾经的炼金术中的各种道理流程和仪式感也被逐渐的淡忘和忽视。
忘记米歇尔·福科们把生产和占有照片或者分析解读照片作为一种生成意义的权力吧，也不要在继续去讨论图像史里各种富符号、意义和叙事，摄影爱好者常说，摄影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头（镜头），而是后面的这个头（人的思想），我们在这里回到摄影器材的本身，试探究关于“摄影器材”的思考。
安安爹老代是我成就彼此的开心
